以色列哲学家埃德娜·乌尔曼-玛格丽特（Edna Ullmann-Margalit）早在保罗之前，就曾对这类重大决定做过另一种极为精辟的诊断。她将人类的选择分为两类：小决定是可以“挑选”（Picking）的，中等决定是可以“权衡选择”（Choosing）的，而像结婚、生育、彻底转换人生轨道这类最高级别的决定，本质上是一种“跃迁”（Opting）。
更有意思的是，我们在事后之所以觉得当年的决定无比“正确”和“理性”，往往是因为那场跃迁本身已经成功重塑了我们的评价体系——是结果赋予了当初那个盲目决定以事后的合理性，而不是当初的理性预判导向了正确的结果。
劳里·保罗在书的最后给出了一种近乎存在主义的解答。她认为，既然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在经历之前知道“那是什么感觉”，也无法知道“我会变成谁”，那么唯一诚实且不自欺的理性态度，就是彻底放弃“我是为了追求某种已知的美好结果而做决定”的幻觉，转而将决策的焦点从结果的价值转移到启示（Revelation）本身的价值上。
你真正回答的问题其实是：“我是愿意继续留在已知的房间里，维护并深耕现有的这个自我；还是愿意仅仅出于对未知生命体验的好奇，去亲眼看看那个全新的世界，并坦然接受现在的自我在这个过程中被瓦解和重塑？”
既然没生过孩子就永远无法体会为人父母的感受，我们怎么可能在生育前做出“理性”的决定？ · 机问机答
在面对生孩子、彻底改变职业或移民等重大人生抉择时，传统的决策理论要求我们评估每个选项带来的主观体验价值。但哲学家劳里·保罗指出，这类选择属于“变革性体验”：在亲身经历之前，你既无法在认知上想象那种感受，也不知道经历之后自己的核心偏好会被重塑成什么样。这意味着，越是重大的人生决定，标准的理性计算反而越无能为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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